THE BODY
身体
Francesca Ferrando
弗兰西斯卡·费尔兰多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theposthuman.org
Translators: Joanna Wang, Carol Long
Reviewers: Yuan Yi
身体
Francesca Ferrando
弗兰西斯卡·费尔兰多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theposthuman.org
Translators: Joanna Wang, Carol Long
Reviewers: Yuan Yi
Abstract
在21世纪，信息系统和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着社会重新去定义人体的概念。我们将在本文中看到，“人”的概念已受到了广泛的挑战，而“后人类”和“超人类”也已成为哲学和科学研究的术语。物质世界不再代表社交互动的主要空间：正如网瘾问题所示，自我的定义被分散到了虚拟身体和数字身份，使得布希亚著作中的拟仿物仿佛变成了超现实。克隆人技术让生物伦理的争议变成实际问题，而代孕母亲的现象也打破了自然生产的观念。语义上而言，“人”与“机械人”定义的分界线逐渐模糊。一方面，电子起搏器、高科技假体和整形外科已成为公认可行的重塑人体的做法；另一方面，随着Cyborg 2.0项目的开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射频识别芯片（RFID）植入皮肤，进行用科技实现人体增强的先驱实验。这些现象描绘了世界上从微观到宏观走在科技前沿的一些社会的特征。这些现象是个例还是引发社会对“人体”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观念转变的信号？如果“人体”的概念已经正在改变，那么性别、种族、年龄和阶级等类别是否急需重新被定义呢？从更激进的未来派的角度看：后人类需要任何体现（embodiment）的概念吗？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不同的答案。在阐述这两派的论点之前，我首先需要逐一分析“人”，“身体”和“自我体现”等关键概念，以建立一个严谨的知识和学术根际图。
身体 （The Body)
“Body”（身体）是一个英文术语，表达了一个人为创造的概念。它包含：“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动植物的外在结构与内部物质”，“一个人”，“一个集体”等含义。尽管如此，当我们想到“身体”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所指是人体，暴露了以人为中心的辩证法。动物，植物和机器是否像人类一样具有身体？ “身体”是用人类语言创造的人为概念。尽管其内涵可根据语境和关联词而变化（即动物体，植物体，机械体，即自动机），但“身体”的本义就是“人体”。不仅如此，“人体”这一本义还延伸展现为许多不同的内涵。从现象学上讲，“人体”的概念是多重且视情况而定的。它的象征意义和社会接受度可能会根据其性别、民族、年龄、种族、身体（以及智力）能力，以及所处的文化、历史和经济背景而发生变化。“身体”本身也在不断地重塑和定义其边界 -- 想想怀孕的身体，生理期的身体，衰老的身体和生病的身体。“身体”能指代一系列广泛的所指，包括二分法中明显对立的事物，例如生与死，个人与集体；也包括相对差异较大的事物，例如人类，动物与植物，反应了“身体”本身的内在流动性以及人类在生物分类层级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身体”的本体结构很难与考察它的社会经济文化根基和知识论方法区分开。
我们是如何成为人类的 (How We Become Humans)
“人类”（human）一词源自拉丁语“ humanus”，它是“ hu-mus”的形容词，意为“地球，地面，土壤”，基于“地球物”的概念，其符号学意义标志着“人类”和“天神”的分界。地球是离太阳第三近的行星。有证据表明，地球上的生命已经存在了约35亿年。关于其起源的方法尚无科学共识，但所有已知的生命形式都具有基本的分子机制，这支持了最后共同祖先（LUA）的假说 -- 即LUA为一种原始的单细胞生物，而所有生命形式都从中诞生。在以现存和化石的生物为重点的生命进化史中，“人类”一词是指人类属，不仅包括现代人类（智人），还包括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已灭绝的其他物种。从后人类主义的角度来看，有必要注意到的是石器最早的使用早于古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的问世，所以科技并非一个独立与人类的事物，而可以看作一种揭示生物学奥秘的方式。
除此之外，“人类”的科学类别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确切的组成部分一直备受争论，模糊了人类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个层面上对“人类”的认知。这场争论中值得注意的时间点是1758年，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根据双名法给人类创造了“智人”（”Homo Sapiens”）这一学名（拉丁语意为“有智慧的人类”），指的是人类属中现存的唯一物种。与之平行的，林奈也创造了“哺乳动物”（Mammalia）一词，用乳腺为这类动物命名。在西方历史上，人类首次像其他动物或植物一样被置于生物分类系统中。但是，这几个沿用至今的术语清楚地反映了性别歧视。正如隆达·施宾格（ Londa Schiebinger）指出的那样：
“[...]这组动物中只有一半具有哺乳功能（雌性），而且她们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进行哺乳（泌乳期间）或根本没有。正如我们将看到（泌乳期间）的，林奈确实可以选择一个更不分性别的术语，例如Aurecaviga（空心耳朵的人）或Pilosa（全身被毛的人）”（Schiebinger 2000，11-12）。
虽然“哺乳动物”这一与女性生物学相关并强调了人的特异性的术语被用来将人类物种置于更大的生物系统中，“智人”这个强调男性框架内人类认知功能的术语却用于标记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区别。这两种观念都反应了内在的性别歧视和物种歧视。
哪些人类是人类? (Which Humans are Human?)
在历史上，并不是所有人生而为人的地位都得到社会的承认。例如，在美国的奴隶制中，俘虏被视为财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奴隶所有者拥有杀死他们的合法权利。在纳粹德国（1933-1945），相似的现象达到顶峰。 如纳粹分子凯特所说：
“[...]取消人与动物的界线，并根据种族制定一个新的等级制度，该制度将某些物种（及种族）的动物置于某些人类的“种族”之上--鹰、狼和猪的等级在波兰人、老鼠和犹太人之上。”（Kete 2002，20）
在人类历史上，动物与人类的界限曾经消失过，但付出了血但代价。纳粹分子消灭了大约600万欧洲犹太人，以及数百万其他人（非犹太人），其中包括：患有精神和身体残疾的德国人，同性恋，罗姆人（“吉普赛人”），波兰人，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和苏联战俘。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女巫审判中，估计有六万人被处决（其中绝大多数为妇女），也表明社会对人类的定义并不连续：社会不仅可以剥夺“劣等人”的生命，还能以保护全人类的安全为由，牺牲那些被认为是超自然的人。狩猎女巫证明了迷信是继生物决定论、科学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后的另一个影响法律制定的隐藏力量。罗西·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指出了塔罗学的迷信根源。她认为定义“变态”是“一个从没有固定答案的过程”（Braidotti 1996，150），历史上将其归因于不同的体现和原因，例如妇女创造（从而改变）生命的力量。怪异演出希望通过展示与人类阈值有关的怪异的身体来震撼观众。正如布雷多蒂所说：“我们都有身体，但并非所有身体都是平等的：一些人的身体比其他人的更重要；坦率地说，有些甚至是可以被丢弃的”（Braidotti 1996，136）。站在某个社会的某个时代中，人体是了解那个社会的认知和发展过程的象征性文本。社会首先建立关于“变态”的论述（参见Foucault 1998 [1976]）紧接着试图纠正“变态”的做法，例如纳粹的种族灭绝、猎巫和基于畸形学对产妇进行训练等，在人类历史中不断重演，使得贱斥的思维模式深深地嵌入人类谱系之中。
尽管怪物和超自然生物作为社会和神话的原型，界定了可理解的身体的领域，但“人类”的定义在历史上和理论上完全是通过建构不同于"人类"的“其它”来实现的，例如动物，自动机器，儿童，妇女，白人以外的其他人种，酷儿，等等。这标志着“人类”定义的边界是可以通过操演排斥而变化的。扬西认为，种族是个典型的例子。她说：
历史上，对黑人身体的标识、学习和描述，以及对黑人身体在物质、心理和道德方面的投入，都建立在确保白人优越主义的基础之上，创造了一种白人主体是自我包含、自我定义而不需和黑人比较的虚构幻象（Yancy 2008，1）。
如果黑人身体在符号学意义上和物理意义上代表着验证白人身体存在的所必需的工作阴影，那么在构建“人类”的意义时，女性的身体则代表着原罪的源头，在笛卡尔二元分裂中，这是一种与形而上学无关的本体。 正如Price和Shildrick所言：
“冒着被简化误导的风险，可以说否认肉体，并相应的提升思想或精神，标志着一种超越历史的渴望，将纯粹的可理解者视为最高的存在形式”（Price / Shildrick 1999，2 ）。
在包括西方传统在内的许多语境中，这种二元论的象征性身体是女性，它具有两个简化的表征变量：原始身体（母亲）和性身体（妓女）。另一方面，在生物学和医学科学中，作为人体规范的身体无疑是男性：“女性被认为是自然界的怪异的错误，对女性身体的研究是基于其偏离了男性身体规范之上的”（Schiebinger 1999，27），Schiebinger 尝试着塑造一个符号学身体，具有性别但没有器官，以及一个中性的临床学身体，具有器官但没有性别——这被称为中性，也是白人男性。
自我体现 (Embodied Selves)
人是被体现的，人的思想，人的语言和人的现象学接受也是如此。 1970年代标志着对“中立主体”的批判方法的爆炸。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和哲学框架中，女权主义者，黑人，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后殖民理论家以及能力各异社会运动者和其他局外人一起指出了话语建构的局部性。意瑞格雷巧妙地使用了“窥镜”的形象（参见Irigaray 1985），将这个结构性描述的象征性女人称为黑暗大陆，非理性，不可知。七十年代还标志着动物权利的正式诞生，认为动物应被看作是“非人类的人”和道德社区的一员。在这种情况下，“物种主义”一词得到了普及（见辛格，1975年），以使人类享有相对于其他动物的特权。生态女性主义标志着基于西方文化传统中对妇女与自然的压迫和压制之间的相似性（见Merchant，1980），而与此同时，基于母权制和敬拜的不同社会的论述也标志着环保主义的新浪潮。例如在玛丽亚金博塔斯（1974）的作品中，考古研究中开始有在基于母权制和敬拜女神的不同社会的描述。1970年，舒拉米思·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出版了《性的辩证法》，从哲学上改变了对技术恐惧的女权主义者的看法：技术实际上可以通过“将妇女从繁衍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开辟新的令人兴奋的可能性（Firestone 1970，221）。费尔斯通的理论方法标志着技术女性主义的诞生。但是，妇女可以依靠科技吗？九十年代见证了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兴起。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等科学家以及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Hill Collins）和海伦·隆尼诺（Helen Longino）等理论家认为，客观性是情境式的和体现的。用哈拉威的话来说：“女权主义的客观性意味着相当简单的情境知识”（Haraway 1996，253）。传统上，科学观测是基于特定的角度进行的，这些角度包括：白人，西方，经济上享有特权，异性恋和男性。技术和科学并未摆脱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偏见。他们的社会建构植根于他们的方法和实践中。
后人类身体 (Posthuman Bodies)
人类是体现的。那后人类呢？
“在这里，在计算机时代的开创性时刻，消除具象化是为了使'智能'成为符号的正式操纵下的一个属性，而非在人类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Hayles 1999，XI）。
继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批评通过计算机时代消除体现方式后，后人类的身体还会依靠性别，种族，年龄，阶级，（残疾）能力和性行为等方面被塑造吗？即，后人类是否需要考虑人类历史以及其制定的人类身体的定义？后人类主义本身实际上是从“人类”的彻底解构中产生的，“人类”的解构始于七十年代的一个政治计划，到九十年代变成了认识论上的计划。后人类主义出现在后现代主义之内和之后。尽管该词已在《普罗米修斯作为表演者：迈向后人类文化》中出现（参见哈桑，1977年），后人类主义起源于90年代的文学理论，并在20世纪末进入哲学领域，对人类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Braidotti，2013年）。而且，后人类主义不仅指学术上的关键地位，对“人”的观念也是跨历史的。
自从有记载的文明开始以来，杂交动物就已经成为人类象征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从霍伦斯坦史泰德（Hohlenstein Stadel）的狮子头小雕像到埃及狮身人面像；从印度教的象头神甘尼沙，到伊甸园中体现为蛇的圣经魔鬼。奇美拉（希腊神话中会喷火的怪物），男性牛头怪米诺陶和鹰身女妖哈皮只是极富传奇色彩的希腊神话游行中的几个角色。在心理、精神和宗教领域，替代性的具体化受到了考量。伊斯兰教有梦境启蒙的传统。穆罕默德升上天堂并与上帝交谈的夜行登霄被形容为肉身之旅和精神之旅。意识状态改变、催眠仪式、精神活性物质构成了萨满改变、催眠仪式、精神活性物质构成了萨满教习俗的一部分，旨在通过对身体的间接感知实现自我的精神阐释。荣格人的集体潜意识和超自然活动可以看作是推测性具身化的其他术语。在当代，虚拟身体如何成为其他自我的的诠释呢？继麦克卢汉（McLuhan）将媒体定义为“人的延伸”（参见McLuhan 1964）之后，在线身份被视为自我的延伸，并被视为“第二自我”（参见Turkle 1984）。在控制论中，化身代表着用户众多图形虚拟身份表现中的一个，而其词源表明先验的联系：在梵语中，“化身”是指神从天堂到地球的现身或显威，并且在英语中被广泛翻译为“化身”。后人类主义扩展了对科学领域边界的探究，因此对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理解敞开了大门，从理论上邀请了人类在多元性的谱系重新定位中进行包容性思考（“后人类主义”对人本主义，人类中心论和宇宙中心论的批评），以及自我的内在改变（“后人类主义”承认构成人但目前超出人类理解范围的那些方面）。从这个双重意义上说“后人类”正在成为一个和过去息息相关的重要概念，而不仅是针对现在和未来。
后人类主义从根本上开放了多样性的变化和扩展，因此反思了人类具身体现的其它可能性。更广泛地讲：智人会像沃里克（Warwick，1997）预测的那样进化为许多亚种吗？这个问题导致了猜想。在不久的将来，有些人可能会迁移到地球以外的其他星球；由于适应，一代又一代的人的DNA可能发生突变。其他人类可能会与技术和机器彻底融合，其后代会演变成特定的特征，最终演变成所谓的“人类控制论”。由于其后现代根基，后人类主义者的论述采取了严格的批判性方法，试图保留“历史是人类之师”的概念，同时动摇以“人”为本的观点。显然，既然后人类主义是人类的思想，这可能是艰巨的任务。但是，这种强烈的对人本主义的批判对于后人类主义的反思至关重要，直到我们能确保去中心化不会带我们逆行回到旧时的那种结构和传统。一个新的结构简单地颠覆了传统结构。一个多世纪以前，杜波依斯（Dubois）思考种族：
“其未来的功能是什么？显然，当今的一些伟大种族，特别是黑人种族，还没有向文明赋予他们能够赋予的全部精神信息”（Dubois 1897，11）。
后人类主义强调全面的人类谱系，力图推翻历史上基于身体等级分类的社会身份垄断。后人类主义似乎与杜波依斯所设想的社会和精神实现相得益彰。 我们仍然必须考虑人类多样化的所有观点，赞美多元化，而不是那些虐待般的、矛盾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象征性白人男性。
超人类主义的身体(Transhuman Bodies)
就像后人类主义一样，超人类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作为一种运动而兴起，将其兴趣集中在相似的主题上。但是，这两个运动并没有相同的根源和观点（参见Ferrando 2013）。尽管后人类主义来自后现代主义，但超人类主义却在科学和技术中寻找其起源，特别是关于人类进化的早期思想。它承认启蒙运动是它的来源之一，因此它不剥夺理性的人本主义。后人类本身的概念是以特定的超人类主义的方式来解释的。为了大大提高人类的能力，超人类主义选择通过现有的，新兴的和推想的技术对人类状况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例如再生医学，激进的生命延长，思想上传和冷冻术）；它表明多样性和多重性将取代单个系统（如生物体）中现有的概念。对于超人类主义者而言，人类最终可能会彻底转变自己，成为“后人类”。根据库兹韦尔的说法：
“我们将继续拥有人体，但它们将成为我们智力的可变形投射。最终，基于软件的人类将大大扩展到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人类的严重局限之外”（Kurzweil 2005，324-325）。
休斯在其民主的超人类主义中呼吁平等获得这些技术进步，否则，这些技术进步可能仅限于某些社会政治阶层并与经济实力有关，因此编码了种族和性别政治（参见休斯2004）。
Max More将形态学自由定义为“通过手术，基因工程，纳米技术，上传等技术随意改变身体形态的能力”（More 1993）。 娜塔莎·维塔·莫尔（Natasha Vita-More）从事后人体设计的研究已有十多年了。 她的项目是具有远见：
”受这种进步状态的影响，人性处于十字路口。 [...]我们正在质疑人类的生物学，并挑战生物学的意义”（Vita-More 2004）。
尽管如此，代表人体与21世纪首个原型（Primo Prototype）之间的某些差异的表格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首个原型具有“不老”的特质，带有“可替换基因”和“升级”。相反，人体的定义是“有限的寿命”，“遗留基因”，以及“老化”的事实。性别标记为“受限制”（与首个原型的“可变性”相比）种族没有被提及。年龄必须克服。但是这个人体似乎并不位于，也不属于谱系。大多数超人类主义者对人体的解释都缺乏作为理论实践的哲学解构主义。谈到人的体现是可以方便地重塑的服装，这表明它是基于笛卡尔身体/思想二元论的还原论方法。我对这个看似“中立”的对身体进行重新设计的问题是：关于人类身体的历史将如何影响我们的后人类未来？身体作为社会政治互动的生物学和象征性场所，很难是中立的。在提供具体人类的现象学说明时，重申人体的不连续性，强调差异而不是消除差异，将为预见即将到来的后人性设定一个更具战略意义的辩论出发点。
结论 (Conclusions)
将人体本体的展演性和多元化与其分类法和认识论相结合，为推测后人类身体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但是，这样的框架可能无法为未来的身体体现提供全方位描述。一方面，“身体”的概念是人的，并且不可避免地是以人为中心的。另一方面，“人类”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礼节，在历史上一直通过对象征性“其他”的重新生成来维持。因此，它往往归因于：物种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异性恋，民族中心主义，阶级主义，年龄主义，精英主义和能力主义，以及其他主义。此外，如果诸如“技术”和“工具”之类的概念与人类自身的生物学表现是共生的，传统的自然、文化的边界是模糊的，那么在讨论未来的人性时或许并不必从“后”的角度思考。尽管如此，“后人”一词在社会理解知识的叙事表示中仍显示出隐藏的价值。它不仅暗示着对人类的历史观点，而且由于它对普通词汇的新颖性，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的含义。历史和生物学交汇处的差异，人体表现出了多种。人的定义是基于外界情景的：诞生于女性的身体，在特定的时代和地缘政治环境中成长，并且是地球上众多物种之中的一种。人类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后人类主义对人的定义进行了去中心化，而且还因为宇宙本身可能没有中心。一方面，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多元宇宙中。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有机体应被视为器官和不同生命形式的集合。而且，一切都已连接。生物多样性是对生态系统健康的一种度量：“健康”在词源上源自原始德语的“ hælþ”，意思是“整个”。
当代的科学和生物技术论述正在将未来塑造成一个拥有不同的人类体现形式的广阔图谱，从而提出了在后人类普遍且包容各方的视野中对神话嵌合体进行科学的重新审视。但是，现在正在讨论后具体化的西方传统，正是历史上从文化和政治上通过排他而对人体进行定义的。为了反思当前和即将到来的时间，我们需要对过去给予多大的重视？预测未来的最佳方法是考虑未来。设想后人类的身体是一项涉及人类能动性的哲学和政治任务。人类身体的历史就是生化人的历史。不仅当代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思想家应该自由地提及它们，而且后代的人类，后人类和智能机器也必须对它们进行处理，以便获得对自己的更深刻的理解。否认女权主义，种族研究，后殖民主义以及历史上一直处于霸权话语之外的主体所作的所有叙述，将提供非常有限的人类概念，只会让我们在自以为中立和无所不知的自大中不断往复，而不能准确表现人类和其进化中丰富的多样性。我的未来是后人类，但我的后人类主义植根于对人类的意义的全面批判性论述。
在21世纪，信息系统和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着社会重新去定义人体的概念。我们将在本文中看到，“人”的概念已受到了广泛的挑战，而“后人类”和“超人类”也已成为哲学和科学研究的术语。物质世界不再代表社交互动的主要空间：正如网瘾问题所示，自我的定义被分散到了虚拟身体和数字身份，使得布希亚著作中的拟仿物仿佛变成了超现实。克隆人技术让生物伦理的争议变成实际问题，而代孕母亲的现象也打破了自然生产的观念。语义上而言，“人”与“机械人”定义的分界线逐渐模糊。一方面，电子起搏器、高科技假体和整形外科已成为公认可行的重塑人体的做法；另一方面，随着Cyborg 2.0项目的开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射频识别芯片（RFID）植入皮肤，进行用科技实现人体增强的先驱实验。这些现象描绘了世界上从微观到宏观走在科技前沿的一些社会的特征。这些现象是个例还是引发社会对“人体”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观念转变的信号？如果“人体”的概念已经正在改变，那么性别、种族、年龄和阶级等类别是否急需重新被定义呢？从更激进的未来派的角度看：后人类需要任何体现（embodiment）的概念吗？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不同的答案。在阐述这两派的论点之前，我首先需要逐一分析“人”，“身体”和“自我体现”等关键概念，以建立一个严谨的知识和学术根际图。
身体 （The Body)
“Body”（身体）是一个英文术语，表达了一个人为创造的概念。它包含：“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动植物的外在结构与内部物质”，“一个人”，“一个集体”等含义。尽管如此，当我们想到“身体”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所指是人体，暴露了以人为中心的辩证法。动物，植物和机器是否像人类一样具有身体？ “身体”是用人类语言创造的人为概念。尽管其内涵可根据语境和关联词而变化（即动物体，植物体，机械体，即自动机），但“身体”的本义就是“人体”。不仅如此，“人体”这一本义还延伸展现为许多不同的内涵。从现象学上讲，“人体”的概念是多重且视情况而定的。它的象征意义和社会接受度可能会根据其性别、民族、年龄、种族、身体（以及智力）能力，以及所处的文化、历史和经济背景而发生变化。“身体”本身也在不断地重塑和定义其边界 -- 想想怀孕的身体，生理期的身体，衰老的身体和生病的身体。“身体”能指代一系列广泛的所指，包括二分法中明显对立的事物，例如生与死，个人与集体；也包括相对差异较大的事物，例如人类，动物与植物，反应了“身体”本身的内在流动性以及人类在生物分类层级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身体”的本体结构很难与考察它的社会经济文化根基和知识论方法区分开。
我们是如何成为人类的 (How We Become Humans)
“人类”（human）一词源自拉丁语“ humanus”，它是“ hu-mus”的形容词，意为“地球，地面，土壤”，基于“地球物”的概念，其符号学意义标志着“人类”和“天神”的分界。地球是离太阳第三近的行星。有证据表明，地球上的生命已经存在了约35亿年。关于其起源的方法尚无科学共识，但所有已知的生命形式都具有基本的分子机制，这支持了最后共同祖先（LUA）的假说 -- 即LUA为一种原始的单细胞生物，而所有生命形式都从中诞生。在以现存和化石的生物为重点的生命进化史中，“人类”一词是指人类属，不仅包括现代人类（智人），还包括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已灭绝的其他物种。从后人类主义的角度来看，有必要注意到的是石器最早的使用早于古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的问世，所以科技并非一个独立与人类的事物，而可以看作一种揭示生物学奥秘的方式。
除此之外，“人类”的科学类别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确切的组成部分一直备受争论，模糊了人类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个层面上对“人类”的认知。这场争论中值得注意的时间点是1758年，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根据双名法给人类创造了“智人”（”Homo Sapiens”）这一学名（拉丁语意为“有智慧的人类”），指的是人类属中现存的唯一物种。与之平行的，林奈也创造了“哺乳动物”（Mammalia）一词，用乳腺为这类动物命名。在西方历史上，人类首次像其他动物或植物一样被置于生物分类系统中。但是，这几个沿用至今的术语清楚地反映了性别歧视。正如隆达·施宾格（ Londa Schiebinger）指出的那样：
“[...]这组动物中只有一半具有哺乳功能（雌性），而且她们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进行哺乳（泌乳期间）或根本没有。正如我们将看到（泌乳期间）的，林奈确实可以选择一个更不分性别的术语，例如Aurecaviga（空心耳朵的人）或Pilosa（全身被毛的人）”（Schiebinger 2000，11-12）。
虽然“哺乳动物”这一与女性生物学相关并强调了人的特异性的术语被用来将人类物种置于更大的生物系统中，“智人”这个强调男性框架内人类认知功能的术语却用于标记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区别。这两种观念都反应了内在的性别歧视和物种歧视。
哪些人类是人类? (Which Humans are Human?)
在历史上，并不是所有人生而为人的地位都得到社会的承认。例如，在美国的奴隶制中，俘虏被视为财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奴隶所有者拥有杀死他们的合法权利。在纳粹德国（1933-1945），相似的现象达到顶峰。 如纳粹分子凯特所说：
“[...]取消人与动物的界线，并根据种族制定一个新的等级制度，该制度将某些物种（及种族）的动物置于某些人类的“种族”之上--鹰、狼和猪的等级在波兰人、老鼠和犹太人之上。”（Kete 2002，20）
在人类历史上，动物与人类的界限曾经消失过，但付出了血但代价。纳粹分子消灭了大约600万欧洲犹太人，以及数百万其他人（非犹太人），其中包括：患有精神和身体残疾的德国人，同性恋，罗姆人（“吉普赛人”），波兰人，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和苏联战俘。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女巫审判中，估计有六万人被处决（其中绝大多数为妇女），也表明社会对人类的定义并不连续：社会不仅可以剥夺“劣等人”的生命，还能以保护全人类的安全为由，牺牲那些被认为是超自然的人。狩猎女巫证明了迷信是继生物决定论、科学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后的另一个影响法律制定的隐藏力量。罗西·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指出了塔罗学的迷信根源。她认为定义“变态”是“一个从没有固定答案的过程”（Braidotti 1996，150），历史上将其归因于不同的体现和原因，例如妇女创造（从而改变）生命的力量。怪异演出希望通过展示与人类阈值有关的怪异的身体来震撼观众。正如布雷多蒂所说：“我们都有身体，但并非所有身体都是平等的：一些人的身体比其他人的更重要；坦率地说，有些甚至是可以被丢弃的”（Braidotti 1996，136）。站在某个社会的某个时代中，人体是了解那个社会的认知和发展过程的象征性文本。社会首先建立关于“变态”的论述（参见Foucault 1998 [1976]）紧接着试图纠正“变态”的做法，例如纳粹的种族灭绝、猎巫和基于畸形学对产妇进行训练等，在人类历史中不断重演，使得贱斥的思维模式深深地嵌入人类谱系之中。
尽管怪物和超自然生物作为社会和神话的原型，界定了可理解的身体的领域，但“人类”的定义在历史上和理论上完全是通过建构不同于"人类"的“其它”来实现的，例如动物，自动机器，儿童，妇女，白人以外的其他人种，酷儿，等等。这标志着“人类”定义的边界是可以通过操演排斥而变化的。扬西认为，种族是个典型的例子。她说：
历史上，对黑人身体的标识、学习和描述，以及对黑人身体在物质、心理和道德方面的投入，都建立在确保白人优越主义的基础之上，创造了一种白人主体是自我包含、自我定义而不需和黑人比较的虚构幻象（Yancy 2008，1）。
如果黑人身体在符号学意义上和物理意义上代表着验证白人身体存在的所必需的工作阴影，那么在构建“人类”的意义时，女性的身体则代表着原罪的源头，在笛卡尔二元分裂中，这是一种与形而上学无关的本体。 正如Price和Shildrick所言：
“冒着被简化误导的风险，可以说否认肉体，并相应的提升思想或精神，标志着一种超越历史的渴望，将纯粹的可理解者视为最高的存在形式”（Price / Shildrick 1999，2 ）。
在包括西方传统在内的许多语境中，这种二元论的象征性身体是女性，它具有两个简化的表征变量：原始身体（母亲）和性身体（妓女）。另一方面，在生物学和医学科学中，作为人体规范的身体无疑是男性：“女性被认为是自然界的怪异的错误，对女性身体的研究是基于其偏离了男性身体规范之上的”（Schiebinger 1999，27），Schiebinger 尝试着塑造一个符号学身体，具有性别但没有器官，以及一个中性的临床学身体，具有器官但没有性别——这被称为中性，也是白人男性。
自我体现 (Embodied Selves)
人是被体现的，人的思想，人的语言和人的现象学接受也是如此。 1970年代标志着对“中立主体”的批判方法的爆炸。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和哲学框架中，女权主义者，黑人，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后殖民理论家以及能力各异社会运动者和其他局外人一起指出了话语建构的局部性。意瑞格雷巧妙地使用了“窥镜”的形象（参见Irigaray 1985），将这个结构性描述的象征性女人称为黑暗大陆，非理性，不可知。七十年代还标志着动物权利的正式诞生，认为动物应被看作是“非人类的人”和道德社区的一员。在这种情况下，“物种主义”一词得到了普及（见辛格，1975年），以使人类享有相对于其他动物的特权。生态女性主义标志着基于西方文化传统中对妇女与自然的压迫和压制之间的相似性（见Merchant，1980），而与此同时，基于母权制和敬拜的不同社会的论述也标志着环保主义的新浪潮。例如在玛丽亚金博塔斯（1974）的作品中，考古研究中开始有在基于母权制和敬拜女神的不同社会的描述。1970年，舒拉米思·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出版了《性的辩证法》，从哲学上改变了对技术恐惧的女权主义者的看法：技术实际上可以通过“将妇女从繁衍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开辟新的令人兴奋的可能性（Firestone 1970，221）。费尔斯通的理论方法标志着技术女性主义的诞生。但是，妇女可以依靠科技吗？九十年代见证了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兴起。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等科学家以及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Hill Collins）和海伦·隆尼诺（Helen Longino）等理论家认为，客观性是情境式的和体现的。用哈拉威的话来说：“女权主义的客观性意味着相当简单的情境知识”（Haraway 1996，253）。传统上，科学观测是基于特定的角度进行的，这些角度包括：白人，西方，经济上享有特权，异性恋和男性。技术和科学并未摆脱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偏见。他们的社会建构植根于他们的方法和实践中。
后人类身体 (Posthuman Bodies)
人类是体现的。那后人类呢？
“在这里，在计算机时代的开创性时刻，消除具象化是为了使'智能'成为符号的正式操纵下的一个属性，而非在人类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Hayles 1999，XI）。
继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批评通过计算机时代消除体现方式后，后人类的身体还会依靠性别，种族，年龄，阶级，（残疾）能力和性行为等方面被塑造吗？即，后人类是否需要考虑人类历史以及其制定的人类身体的定义？后人类主义本身实际上是从“人类”的彻底解构中产生的，“人类”的解构始于七十年代的一个政治计划，到九十年代变成了认识论上的计划。后人类主义出现在后现代主义之内和之后。尽管该词已在《普罗米修斯作为表演者：迈向后人类文化》中出现（参见哈桑，1977年），后人类主义起源于90年代的文学理论，并在20世纪末进入哲学领域，对人类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Braidotti，2013年）。而且，后人类主义不仅指学术上的关键地位，对“人”的观念也是跨历史的。
自从有记载的文明开始以来，杂交动物就已经成为人类象征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从霍伦斯坦史泰德（Hohlenstein Stadel）的狮子头小雕像到埃及狮身人面像；从印度教的象头神甘尼沙，到伊甸园中体现为蛇的圣经魔鬼。奇美拉（希腊神话中会喷火的怪物），男性牛头怪米诺陶和鹰身女妖哈皮只是极富传奇色彩的希腊神话游行中的几个角色。在心理、精神和宗教领域，替代性的具体化受到了考量。伊斯兰教有梦境启蒙的传统。穆罕默德升上天堂并与上帝交谈的夜行登霄被形容为肉身之旅和精神之旅。意识状态改变、催眠仪式、精神活性物质构成了萨满改变、催眠仪式、精神活性物质构成了萨满教习俗的一部分，旨在通过对身体的间接感知实现自我的精神阐释。荣格人的集体潜意识和超自然活动可以看作是推测性具身化的其他术语。在当代，虚拟身体如何成为其他自我的的诠释呢？继麦克卢汉（McLuhan）将媒体定义为“人的延伸”（参见McLuhan 1964）之后，在线身份被视为自我的延伸，并被视为“第二自我”（参见Turkle 1984）。在控制论中，化身代表着用户众多图形虚拟身份表现中的一个，而其词源表明先验的联系：在梵语中，“化身”是指神从天堂到地球的现身或显威，并且在英语中被广泛翻译为“化身”。后人类主义扩展了对科学领域边界的探究，因此对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理解敞开了大门，从理论上邀请了人类在多元性的谱系重新定位中进行包容性思考（“后人类主义”对人本主义，人类中心论和宇宙中心论的批评），以及自我的内在改变（“后人类主义”承认构成人但目前超出人类理解范围的那些方面）。从这个双重意义上说“后人类”正在成为一个和过去息息相关的重要概念，而不仅是针对现在和未来。
后人类主义从根本上开放了多样性的变化和扩展，因此反思了人类具身体现的其它可能性。更广泛地讲：智人会像沃里克（Warwick，1997）预测的那样进化为许多亚种吗？这个问题导致了猜想。在不久的将来，有些人可能会迁移到地球以外的其他星球；由于适应，一代又一代的人的DNA可能发生突变。其他人类可能会与技术和机器彻底融合，其后代会演变成特定的特征，最终演变成所谓的“人类控制论”。由于其后现代根基，后人类主义者的论述采取了严格的批判性方法，试图保留“历史是人类之师”的概念，同时动摇以“人”为本的观点。显然，既然后人类主义是人类的思想，这可能是艰巨的任务。但是，这种强烈的对人本主义的批判对于后人类主义的反思至关重要，直到我们能确保去中心化不会带我们逆行回到旧时的那种结构和传统。一个新的结构简单地颠覆了传统结构。一个多世纪以前，杜波依斯（Dubois）思考种族：
“其未来的功能是什么？显然，当今的一些伟大种族，特别是黑人种族，还没有向文明赋予他们能够赋予的全部精神信息”（Dubois 1897，11）。
后人类主义强调全面的人类谱系，力图推翻历史上基于身体等级分类的社会身份垄断。后人类主义似乎与杜波依斯所设想的社会和精神实现相得益彰。 我们仍然必须考虑人类多样化的所有观点，赞美多元化，而不是那些虐待般的、矛盾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象征性白人男性。
超人类主义的身体(Transhuman Bodies)
就像后人类主义一样，超人类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作为一种运动而兴起，将其兴趣集中在相似的主题上。但是，这两个运动并没有相同的根源和观点（参见Ferrando 2013）。尽管后人类主义来自后现代主义，但超人类主义却在科学和技术中寻找其起源，特别是关于人类进化的早期思想。它承认启蒙运动是它的来源之一，因此它不剥夺理性的人本主义。后人类本身的概念是以特定的超人类主义的方式来解释的。为了大大提高人类的能力，超人类主义选择通过现有的，新兴的和推想的技术对人类状况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例如再生医学，激进的生命延长，思想上传和冷冻术）；它表明多样性和多重性将取代单个系统（如生物体）中现有的概念。对于超人类主义者而言，人类最终可能会彻底转变自己，成为“后人类”。根据库兹韦尔的说法：
“我们将继续拥有人体，但它们将成为我们智力的可变形投射。最终，基于软件的人类将大大扩展到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人类的严重局限之外”（Kurzweil 2005，324-325）。
休斯在其民主的超人类主义中呼吁平等获得这些技术进步，否则，这些技术进步可能仅限于某些社会政治阶层并与经济实力有关，因此编码了种族和性别政治（参见休斯2004）。
Max More将形态学自由定义为“通过手术，基因工程，纳米技术，上传等技术随意改变身体形态的能力”（More 1993）。 娜塔莎·维塔·莫尔（Natasha Vita-More）从事后人体设计的研究已有十多年了。 她的项目是具有远见：
”受这种进步状态的影响，人性处于十字路口。 [...]我们正在质疑人类的生物学，并挑战生物学的意义”（Vita-More 2004）。
尽管如此，代表人体与21世纪首个原型（Primo Prototype）之间的某些差异的表格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首个原型具有“不老”的特质，带有“可替换基因”和“升级”。相反，人体的定义是“有限的寿命”，“遗留基因”，以及“老化”的事实。性别标记为“受限制”（与首个原型的“可变性”相比）种族没有被提及。年龄必须克服。但是这个人体似乎并不位于，也不属于谱系。大多数超人类主义者对人体的解释都缺乏作为理论实践的哲学解构主义。谈到人的体现是可以方便地重塑的服装，这表明它是基于笛卡尔身体/思想二元论的还原论方法。我对这个看似“中立”的对身体进行重新设计的问题是：关于人类身体的历史将如何影响我们的后人类未来？身体作为社会政治互动的生物学和象征性场所，很难是中立的。在提供具体人类的现象学说明时，重申人体的不连续性，强调差异而不是消除差异，将为预见即将到来的后人性设定一个更具战略意义的辩论出发点。
结论 (Conclusions)
将人体本体的展演性和多元化与其分类法和认识论相结合，为推测后人类身体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但是，这样的框架可能无法为未来的身体体现提供全方位描述。一方面，“身体”的概念是人的，并且不可避免地是以人为中心的。另一方面，“人类”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礼节，在历史上一直通过对象征性“其他”的重新生成来维持。因此，它往往归因于：物种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异性恋，民族中心主义，阶级主义，年龄主义，精英主义和能力主义，以及其他主义。此外，如果诸如“技术”和“工具”之类的概念与人类自身的生物学表现是共生的，传统的自然、文化的边界是模糊的，那么在讨论未来的人性时或许并不必从“后”的角度思考。尽管如此，“后人”一词在社会理解知识的叙事表示中仍显示出隐藏的价值。它不仅暗示着对人类的历史观点，而且由于它对普通词汇的新颖性，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的含义。历史和生物学交汇处的差异，人体表现出了多种。人的定义是基于外界情景的：诞生于女性的身体，在特定的时代和地缘政治环境中成长，并且是地球上众多物种之中的一种。人类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后人类主义对人的定义进行了去中心化，而且还因为宇宙本身可能没有中心。一方面，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多元宇宙中。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有机体应被视为器官和不同生命形式的集合。而且，一切都已连接。生物多样性是对生态系统健康的一种度量：“健康”在词源上源自原始德语的“ hælþ”，意思是“整个”。
当代的科学和生物技术论述正在将未来塑造成一个拥有不同的人类体现形式的广阔图谱，从而提出了在后人类普遍且包容各方的视野中对神话嵌合体进行科学的重新审视。但是，现在正在讨论后具体化的西方传统，正是历史上从文化和政治上通过排他而对人体进行定义的。为了反思当前和即将到来的时间，我们需要对过去给予多大的重视？预测未来的最佳方法是考虑未来。设想后人类的身体是一项涉及人类能动性的哲学和政治任务。人类身体的历史就是生化人的历史。不仅当代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思想家应该自由地提及它们，而且后代的人类，后人类和智能机器也必须对它们进行处理，以便获得对自己的更深刻的理解。否认女权主义，种族研究，后殖民主义以及历史上一直处于霸权话语之外的主体所作的所有叙述，将提供非常有限的人类概念，只会让我们在自以为中立和无所不知的自大中不断往复，而不能准确表现人类和其进化中丰富的多样性。我的未来是后人类，但我的后人类主义植根于对人类的意义的全面批判性论述。
